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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學視角下鄉村振興的需求差異及行動路徑研究—以重慶市為例

來源:中機院  時間:2019-12-18  點擊:
  本研究以重慶為例,以農牧資源、景觀資源為標準,構建鄉村類型分類矩陣,區劃資源稟賦的異質性以及重慶鄉村地域類型;診斷識別鄉村差異化發展的需求因子,如城鄉精英人才的自由流動、產品要素的全流通、全產業鏈的建構等

農村社會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差異性決定了鄉村振興需分類推進。本研究以重慶為例,以農牧資源、景觀資源為標準,構建鄉村類型分類矩陣,區劃資源稟賦的異質性以及重慶鄉村地域類型;診斷識別鄉村差異化發展的需求因子,如城鄉精英人才的自由流動、產品要素的全流通、全產業鏈的建構等,進而從因地制宜的布局規劃、完善的人才機制、有效的產業發展機制、產品流通體制等,探究振興鄉村分類推進的行動路徑。
 
重慶鄉村振興的需求差異,重慶鄉村振興行動路徑研究
 
鄉村,是指城市建成區之外的廣大鄉土地域。傳統的鄉村是中國社會的基層,農業是根本,“鄉下人離不了泥土”,鄉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聚村而居,終老是鄉。很長時間,受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城市偏向發展戰略、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影響,這種“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社會,因農村基礎設施供給不足、農業勞動力投入減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呈現出“城進村衰”的發展態勢和日益嚴峻的“鄉村病”。進入21 世紀以來,旨在破解“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中國相繼實施了統籌城鄉發展、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和新型城鎮化等宏觀戰略,但總體進展和成效仍不明顯,“鄉村病”日趨嚴峻,成為新時代鄉村發展的重要挑戰。當鄉村人口長期過度流失而僅剩下的都是老弱婦孺之時,鄉村一定會走向衰敗,鄉村越來越衰敗,高質量發展就無從談起。
 
中國地域遼闊、類型多樣,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的自然地理分異以及各地區城鄉空間格局的差異,決定了鄉村地域類型的復雜多樣性。相比于城市現代化,當代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實現難度與城市不可同日而語,根源就在于其復雜性、多樣性和差異性。如此,“一刀切”的鄉村發展不可行,必須科學把握鄉村差異和特點,實施分類治理。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提出分區分類推進鄉村發展[9]。鄉村振興亟需尊重鄉村地域分異規律,不同鄉村地域類型的格局與過程是鄉村振興施策的科學基礎。因此,鄉村振興分類推進的行動路徑應從鄉村類型入手。
 
一、   文獻回顧
中國鄉村類型研究,可追溯到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費孝通等在云南三村(祿村、易村和玉村)的調查把其視為三種不同類型農村,這是鄉村類型比較的肇始。1982 年之后,費孝通將類型法從農村轉向對小城鎮經濟發展模式比較,之后又發展為經濟區域研究。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鄉村加劇分化,鄉村類型研究逐漸增多。王漢生等認為鄉村因工業化水平及社區集體化程度不同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即高集體化低工業化型、低集體化低工業化型、高工業化低集體化型、高工業化高集體化型。王曉毅構架出的村落四種理想類型的依據在于權力集中程度、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他又特別提出,村莊之間的差距主要體現為區域的差距(東部、中西部地區)和一些明星村莊與一般村莊的差距(富裕村莊與貧困村莊)。賀雪峰等從不同視角對農村分類作了嘗試,以社區記憶強弱、經濟社會分化程度二維因素對村莊作理想類型的劃分,羅興佐則從農民行動單位具體為宗族、戶族、小親族和個體家庭而將村莊劃分為宗族型、戶族型、小親族型和個體家庭型。之后,他認為村莊社會結構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可分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區域,其中南方地區多團結型村莊,北方地區多分裂型村莊,中部地區多分散的原子化村莊。丁國勝等以鄉村建設實踐展開類型學考察,將中國農村分為政府主導型鄉村、農民內生型鄉村、社會援助型鄉村三個基本類型。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分類推進成為頂層設計層面的施策指導。韓俊提出四種類型的鄉村并指明目標,即城郊型的鄉村要改造提升,建設一大批現代化的新興社區;宜業宜居的鄉村要激活產業,培養一批生態宜居的美麗村莊;一些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資源豐富的村莊,傳承一批歷史文化古村;地處邊遠、環境惡劣的村莊,循序漸進地撤并一批衰退的村莊。在學術研究層面,分類施策也成為一種共識。丁宗堯以因地制宜原則,將廣大農村分為具有資源及市場區位優勢、需政策兜底及傳統商品糧生產基地的三種區域。賀雪峰認為,當前中國仍然處在快速城鎮化的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是要對已經得到較好發展的鄉村和具備較好發展資源條件的鄉村進行錦上添花式的建設,而是要著力為占中國農村和農民大多數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雪中送炭。
 
總體看來,學術界對鄉村類型的劃分標準,在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之前,涉及經濟發展水平、所有制形式、區域距離遠近、社會記憶、社會結構、社會認同、鄉村建設實踐等一元或多元維度;之后,則傾向于鄉村發展條件、發展產業等維度,并指出了鄉村分類振興的方向。在辨析鄉村差異性的問題上,這些劃分提供了不同視角。本研究立足于鄉村的資源稟賦特征,構建鄉村類型分類矩陣,區劃重慶鄉村地域類型,診斷識別鄉村差異化發展的需求因子,進而設計重慶鄉村振興分類推進的行動路徑,考慮鄉村空間地域系統的功能多元,尋求鄉村有別于城市的魅力,獲得應有的價值與尊重。
 
二、資源稟賦的異質性與重慶鄉村類型
重慶市,是中國內陸唯一的直轄市,是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是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的示范地,也是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和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的結合部。重慶市地形地貌類型多樣,低山丘陵面積廣大,其中,山地、丘陵面積達 7.75 萬 km2,低山和中山面積占幅員面積的
76.30%,多分布于渝東北、渝東南地區;而平壩河谷面積僅 0.49 萬 km2,占幅員面積的 5.95%,多分布在“三江”(長江、嘉陵江、烏江)沿岸及槽谷地區,是典型以丘陵、山地為主要地貌類型的“山城”。渝西的方山丘陵、渝東北的大巴山及三峽庫區、渝東南的武陵山區使重慶 8 225 個行政村的資源稟賦差異較大,以致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不能簡單粗暴地劃一行動。
 
以鄉村資源稟賦特征差異為考量,對重慶鄉村進行分類。一類是農牧資源,指可從事農牧業、養殖業的資源,如可耕的土地、宜牧的草場、能養殖水產的水域等;一類是景觀資源,指能夠引起人們進行審美與游覽活動,可以作為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的總稱,包括自然景觀、人文景觀。自然景觀包括高山、峽谷、森林、江河、湖泊等,指自然界中天然賦予具有觀賞、游覽等價值的景觀,而人文景觀,又稱文化景觀,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創造的具有文化價值、藝術欣賞價值且有吸引力的各種事物構成的景觀,最主要的體現即聚落,還包括服飾、建筑、音樂等。這些資源都是鄉村振興的有利依托。以這兩類資源來構建矩陣(圖 1),把重慶鄉村大致劃分為四類:農牧資源豐富而景觀資源稀缺型(A 類);農牧資源與景觀資源均豐富型(B 類);農牧資源稀缺而景觀資源豐富型(C 型);農牧資源與景觀資源均稀缺型(D 型)。
 
從圖 1 的村落分類矩陣看,A 類村表現為農牧資源豐富而景觀資源稀缺。這是重慶最為普遍的類型。重慶鄉村社會是典型的農耕社會,農業是最主要的,為城市提供必需的農產品。很長時間,農耕是大多數農民的主要職業。但是,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矛盾的突出,導致土地墾殖率高,森林植被破壞,化肥、農藥、農膜等農用化學品大量使用,加之工業“三廢”、城市生活污染物排放量高、處理率低,使農地、水體污染呈現加重勢態,使農業面臨污染問題更為突出[24]。當農業無法成為農民致富門徑時,農民進城謀生,鄉村失去了魅力,“鄉愁”不斷。據統計,渝西、渝東北的農業增加值分別占全市的 47.8%、31.2%,說明其是重慶現代農業發展的主力。
 
B類村表現為農牧資源與景觀資源均較豐富,是四種類型中稟賦條件最好的一類。這種村占有的比重非常小,主要集中市區近郊,屬于城郊型鄉村。它們是重慶市的“后花園”,保障鮮活農產品的供給,也給予城市居民一種農業觀光休閑。如巴南區的彩色森林,帶動了沿途 15 km 數百家農家樂、數十家手工業者、數百戶家庭農場發展。
 
C類村表現為農牧資源稀缺而景觀資源豐富。這類村耕地稀少、農作物單產低且耕種方式原始,且農牧資源稀缺。但是,擁有著豐富的如山地、湖泊、林地等自然景觀,或擁有獨具一格的歷史古跡、異質化的民族風情等人文景觀。這類村在渝東南比較典型,如擁有世界自然遺產 “天生三橋”、仙女山的武隆,擁有重慶最多的中國傳統村落:黔江 4 個、石柱 3 個、秀山 7 個、酉陽 22 個、彭水 4 個、武隆 4 個,占重慶 78 個中國傳統村落的 56.4%。這些資源,除了少數如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橋”等,轉化為能夠帶來收益的資源,多數處于“沉睡”狀態,與共存的村落,處于彼此“和諧”的狀態:村落衰敗與景觀破壞。
 
D類村表現為農牧資源與景觀資源均較稀缺,是四種村落類型中稟賦條件最差的一類。該類村多處于偏遠地區,人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勤苦地謀生存。重慶 18 個深度貧困鄉鎮以及深度貧困村均是這一類型。巫山縣大峽村隱藏于湖北神農架與巫山交接的深山,石柱縣中益鄉位于大風堡原始森林深處,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無支柱產業、公共服務配套不足等因素制約其發展,使人口大量外流,只留下老弱,村落“空心化”。
 
三、   重慶鄉村振興的差異化需求
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不同村可依托資源不同。在鄉村振興的這一過程中,A、B、C、D 四類村對精英人物、產品流動、產業鏈構建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著顯著差異。
 
(一) 精英人才需求
鄉村振興與精英人物帶動之間存在強烈的正相關。但是,當前鄉村精英人才外流造成農村人力資本匱乏且人力資源結構失衡,弱化了農村全
面可持續發展能力,成為重慶農業和農村現代化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農村嚴重“失血”的問題不解決,鄉村振興的目標難以實現。因此,鄉村振興需要一些精英人物充當“領頭羊”角色,嘗試新生事物,發現機會,利用有利條件,尋求最大化利益,促進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當然,們的主要作用在于引領。基于鄉村的異質化,不同類型村的精英人才需求存在著一些差別(見表1)。
 
精英人物,在鄉村振興過程中,除了共性特征之外,還存在著個性化差異。A 類村發展主要依靠肥沃的土地、廣闊的水域、山地等,而精英
人物就在捕捉到機會后將有動力地擴大生產,表現為發展家庭農場、打造經濟作物園(如榮昌清流鎮秦橙園)、成立農業合作社等,如此,A 類村的精英人物需要懂農業,善經營副業,又具兼具一定的經濟頭腦。通常,這樣的精英人物,至少要有一個,直接帶動村民,也可能以技術支持、信息共享等間接帶動。這類精英人物可稱之為農業大戶。
 
相比而言,B 類村可依托的資源很好,既有肥沃的土地,也有山地、林地、湖泊等或歷史古跡、民族風情等,更為關鍵的是所處地理位置極為便利,是城郊型鄉村。很長時間,它們是城市新鮮農副產品的基地。新時代,政府加大投資改善環境,打造城市“后花園”,構建起城市觀光休閑帶。這樣,本地精英抓住機會,利用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及經營能力、組織協調能力、社會資本,發展農家樂、家庭農場、手工業等。這些精英可稱之為新鄉村經濟精英。
 
C 類村發展可依托的資源多為自然景觀資源,如農田、林地、湖泊等,或者人文景觀資源,如傳統技藝、民居等。這類資源體量宏大,無法為單獨個體所占有,村民共有產權。同時,村集體力量的偏弱,使這類資源開發基本處于原始狀態”,吸引度低。這種情況下,政府精英的涌入,憑借其社會資本,優化整合村內及周邊分散資源,引導村內精英人物參與建設,進而引領村民共同參與。C 類村的建設與發展要求外來精英與本地精英的通力合作。外來精英,多是政府精英,擁有著深厚的社會資本,善于整合資源,而本地精英應該是村內權威人士,或者在適應新形勢中取得成功的經濟精英。他們合作把資源打造出來之后,最后村內成員共享成果。
 
D 類村資源極其匱乏,交通不便,民眾仍按照傳統方式耕種農業,且耕地多是山地,大規模耕作不易,并大多數青壯勞動力外流。因而,他
們需要的是政府精英,重構村經濟結構,改造現狀,實現富裕。這種精英人物,一般而言,社會資本較強,組織協調能力突出。他們的努力有效果之后,將吸引外流人員逐漸“回流”,重新構建起鄉村生活的意義。石柱縣中益鄉蛻變為藍天白云下的“萬畝藥鄉”就是明證。

(二)  產品流動需求
振興鄉村關鍵在于找到鄉村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如此,鄉村“需要在城鄉差異化的框架中尋求新的立足點,以此在市場體系中形成新的話語權,真正形成鄉村有別于城市的價值魅力,彌合因城鄉產業差異而造成的的發展差距”[26]。在這種思路下,可設計出 A、B、C、D 四種類型村落的未來發展方向:A 類村為農產品保護區、特色種植園區以及糧食生產區,B 類村為城市新鮮農產品供給基地與休閑觀光區,C 類村為農業觀光以及鄉村旅游區,開發原生態、旅游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D 類村為地方特色產業園區。資源稟賦的異質性決定了發展路徑的差異性,而不同的發展路徑則直接導致了在振興鄉村過程中產品流通的差異化。
 
在圖 2 的城鄉生產要素流通中,A、B、C、 D 四種類型村落提供的產品,包括自然景觀、文化體驗(包括民族服飾等手工藝品)、優質農產品、特色優勢產品(如榮昌區清流鎮秦橙園的血橙、石柱縣中益鄉的藥材等),輸入到城市,而城市向農村輸入資本、物質、技術、信息等要素。這是一幅理想的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交流模式圖。實際上,在鄉村振興過程中,B 類村是以中心城市(重慶市)為依托供給觀光休閑產品以及農產品,良好的可進入性使得產品的流通是較為順暢的。然而,C 類村常以開發原生態、旅游產品為發展支點,A 類 D 類村以優質農產品、特色優勢產品為發展支點,囿于偏離中心區,又被信息限制,使得產品流通不是很順暢的。這就需要外部精英引入社會資本的支持,搭建起一種平臺,解決鄉村產品“賣難”問題。

(三)  產業鏈構建需求
產業鏈構建是鄉村振興的過程與目標,也是鄉村可持續生命力的核心。A、B、C、D 四種類型村落以依托資源來區分,其發展方向,B 類 C 類村以開發原生態、旅游產品來挖掘其田園風光及休閑、農事及地域文化體驗等,即第三產業是發展支點,而 A 類 D 類村以重要農產品、特色產品來發展現代農業,即第一產業是發展支點。找準其發展支點后,緊緊圍繞支點來進行產業鏈構建。
 
A 類 D 類村主要是以糧食生產、重要農產品生產、特色經濟品生產為支點進行鄉村振興,強調的是農業生產結構的優化,改變單一生產結構,這在制度上需完善環境安全、風險防控、耕地保護、價格形成等,同時,還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土地流轉以使經營規模化,支持各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多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從產業鏈搭建上,可采用“企業+農戶”模式,以市場化運作、合作化經營、專業化管理、科技化支撐、工業化反哺的“五化融合”,達到農產品與企業的對接,或采用“企業+合作社”模式,突出農民主體,整合資源,組建加工企業,讓入社農民享受全產業鏈盈利分紅,實現農業向第二產業的延伸。在第三產業的延伸上,外來精英所憑借的社會資本,運用“互聯網+”建立商業平臺與物流體系,實現生產地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B 類 C 類村是以農業和地方文化體驗開展旅游服務業為發展支點和起點。這是一個重新審視鄉村價值的過程,可以發現,鄉村不再是單一的農業生產地,還可能兼具著生態涵養,具有獨特的休閑觀光和文化體驗功能。如此,拋荒的土地得以種植,污濁的水域得以凈化,雜亂的農房變流動、產業鏈構建等方面的需求,這是特殊性
 
成敞亮精致的民宿,勞作成為體驗,進而田園成為休閑場域,再進而鄉村成為一種稀缺資源,能轉換為有價值的資產,為農民帶來收益,讓鄉村及其文化的價值得以重現,讓鄉村生活的意義得以體現。在產業鏈搭建上,農業要因地制宜發展,布局特色林果等,形成原生態的田園風光。在第二產業的延伸上,應重點布局地方特色產業產品(包括秀山米酒、苗族銀飾、土家陰米等)的開放式加工基地,并把體驗融合在一起,以及土特產(特色林果產品等)的加工。
 
A、B、C、D 四種類型村落對精英人物、產品流動、產業鏈構建等方面的需求,這是特殊性的差異需求。當然,基礎設施建設等投入是基礎。通達的道路、干凈的水域、暢通的網絡、衛生的廁所等,使鄉民感受著現代生活的價值,對鄉村振興的意義,不亞于一個布局良好的產業體系。
 
四、重慶鄉村振興分類推進的行動路徑
觀念的試驗場,而是尋求鄉村生活的價值與意義,使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這既是民眾心理的期盼,也是政治責任的擔當。鄉村的異質性,表達了鄉村不能搞成某種統一的模式。基于這種狀態,設計重慶鄉村振興分類推進的行動路徑,如圖 3。
 
首先,當鄉村振興戰略已成共識時,鄉村資源特征的差異性要求因地制宜的布局。這就是常言之的規劃先行。鄉村振興并不是要所有的村落成為糧食或農產品基地,也不是劃一的觀光休閑地,根據資源稟賦的差異,既要有保障食品安全的“菜籃子”“大糧倉”,也要有讓生活適宜的
“后花園”。
 
其次,當鄉村振興已全面鋪開時,完善的人才機制需著力打造。鄉村精英流失導致了鄉村衰敗,所以人是鄉村振興的核心資源。這里的人包括“政府人”“社會人”“鄉村人”,共同展現出一幅全社會參與的畫面。上述研究清晰顯示了 A、B、C、D 四種村落對精英人物的需求。他們的推動,將培育出新農人隊伍。
 
再次,當鄉村產業已成為一種時尚時,有效的產業發展機制需著力推動,搭建起全產業鏈。 B 類 C 類村可以田園綜合體為支點,挖掘本地資源,導入有機農業、田園體驗、文化教育、智慧康養、地方特色等“五類產業”。A 類 D 類村以 “龍頭農業企業+利益主體”混合縱向一體化的鏈接機制、“公司+農業園區+市場”的組織形式、“品牌+標準”的經營體制為基礎發展智慧農業,監測農產品的綠色種養情況,達到資源分配的合理性,讓低耗高效、環保優質的現代農業逐漸實現。
 
最后,當鄉村與城市之間進行交流時,產品流通體制顯得不可忽視。從農業供給側來說,農產品“賣難”,是很長時間城鄉互動的弊病,也反映了城鄉供給不平衡的問題。如此,需改變農產品流通方式,促使產銷良性互動。可打造社群性的新零售網絡,即強調社區作為新消費場景,推動生產(農村)、消費(城市)兩端的直接互動的渠道的構建,以便農產品的產銷的向上通道和向下通道的有效融合。還可打造落地農事服務中心,即強調政府組織、專家策劃、企業執行,社會參與,多元力量共建一站式、全托管的生產服務中心,讓城市居民也能享受動手的成果,同時,凸顯出鄉村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鄉村振興戰略是鄉村發展的大計。鄉村振興讓鄉村新生活模式成為一種趨勢,讓新生活價值觀在鄉村流傳。以親情、鄉情、鄰里關系為核心,以新鄉村精英引領、社區自治為核心,以尊重自然、生態宜居、社會和諧為核心,形成鄉風文明、產業興旺、永續發展的鄉村風貌,使鄉村成為有價值有靈魂的文化生態家園。重慶鄉村振興,追求鄉村宜居,走向鄉村富裕,實現“惠及 2 000 多萬重慶鄉村民眾”的目標,還需給予更多的付出。(作者:李強  孟廣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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